风雨历尽话年轮------《共和国年轮》书系

　　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我们共和国已有52年的历史，已从一株茁壮的幼苗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经历风雨无数。在这半个世纪的短暂时空中，交织着曲折与辉煌，挫折与成功，充满了历史性变化。前三十年，各种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后二十多年，改革开放不断有新突破，几乎每一年都会有一些特定时代的事件发生。这些在不同时代、不同年份所发生的不同事件，刻画出了共和国在风雨中成长的圈圈年轮。国运的兴衰和个人命运的沉浮是不可分的，在不同年代出生的一代人都会有属于那个时代的最为铭心刻骨的年份。无论是凯歌高进的激昂，还是磋砣岁月的酸楚，都深深地铭刻在每一个过来人的记忆中。 　　要深切地体认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天命，少不了从历史中温故知新的心路体验。历史本身是川流不息的无尽过程，述史者如何裁剪是大有深意的。可以说，每种体裁都有其匠心独具之处，也都是尺长寸短，又有各自照应不到的地方。单一的体裁最容易给人产生事件和时间的断裂感，所以要有多种形式的体裁存在，互补短长。当下关于共和国的述史之作，多是分时期分阶段来叙述事件的原委，属于纪事本末体的路子。《共和国年轮》书系，则以年为述史单位，每年一书，详细记述共和国一步步走过来的历程，当为编年体的路子。以时为经，以事为纬，两种体裁参照读来，从不同视角审视历史，可以丰满我们对历史的知性。 　　年史以一年为时间单元，对本年所发生事件进行缕理，交代其发生的因由和所关联的方面，表现社会各个层面对事态的反映，以此照应出时代的变化，这是《年轮》书系在述史体裁上的出新之处。中国史学传统的一大诟病，是把注意力过分集中在国家政治和权力人物方面，而忽视了对所谓“草根社会”的叙述。如何对国家政治层面和社会生活层面的互动作出科学的表述，一直是学界颇费斟酌的事情。年史的体裁虽不能从内容上解决这个问题，但相对纪事本末体裁，年史需要对重大事件的发生经过有更细的描述，不仅有政策酝酿决策过程，还要更多地反映社会问题和民间反响，对本年度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政策的高层决策过程、中层贯彻情况和社会实际反映三者都要有所交代，因此，它对历史的表现力比较丰富。读者可从头至尾地看完五十年，也可挑出感兴趣的年度看，适合不同需要和不同知识结构的人阅读。人们大可以从那些的年份中，看到国运的抑扬，社会的变化，找到自己沉浮其中的影子。从现在的眼光观看我们当时的举止，再见那份单纯、稚嫩、理想、狂热、甚至还有荒唐和愚蠢，当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对于过来人来说，述及青年时代的荒唐举止，自有释怀以宽容的那份平静，这是因为现在成熟了。 　　对于国家的坎坷，却不能作大而化之的了断。不敢忘记历史，保持不断反省的惕惕之心，这正是说明国家和人民的成熟。 　　写年史，难易的尺度弹性很大。就年论年，就事论事地写，虽须有相当的考证功夫，还算是比较便当的。就时代论年，就因果论事，以年的单位关照出时代的变化，就绝非易事了。每个年份所出现的事情多与少，大与小，决定着各自所承载的时代内涵的份量不同。狂飙之年的风狂雨骤，多事之秋的风云变幻，自然是要大书清楚的。然而，正所谓“风起于青萍之末”。激烈年份发作的动因往往是在平静年份中所发生的一些事情中埋下的伏笔。这是难以言道的。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一书，通过对这一年之事进行的鞭辟入里的剖析，关照出了明王朝盛世危机的变化，这非有举轻若重、藏须弥于芥子之功力不能为之，是为年史的代表性佳作。共和国历史的深刻性和复杂性，远不是明王朝所能比肩的，每一年或述运动，或述改革，都有大可称道之处。其中对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关键年份，如1949年、1958年、1966年、1978年、1992年等年，都是国运发生重大变化之年，也是家庭及个人的人生际遇由此发生重大变化之年。 　　《年轮》第一波推出了分述1949年、1953年、1955年、1961年、1978年、1992年的六本书。这六本书所述年份，在共和国历史上各有其关键之处。这六年为熟悉各段历史的党史国史专家学者所著，史料翔实，文情并茂，前因后果交代清楚，利弊得失剖析得当，评价平实不温不火。无论是专业人士，还是百姓人家，都可从中得到不同的收益。可以说，这六本书的出版，为整个书系开了一个好头。 　　既为《共和国年轮》书系，当然是要每年都写到的，不能有空白年份。对那些发展平平稳稳的年份，当如何静中见动，写出其历史内涵？对那些事情复杂，政治敏感性强的年份，例如“文革”十年，当如何写得恰如其分？这都是留待《年轮》书系编著者们细细推敲的问题。不管怎么说，历史的生命在于真实，如何表现历史的真实是可以多角度多方式多体裁的。只要把握住真实这一点，《共和国年轮》书系是可以在浩瀚的史林中立起独树一帜的地位的。

摘自中华读书报